近期，国家文物局召开全国文物局长会议公布，2022年，我国系统实施了254项主动性考古发掘，1157个基本建设考古项目也获得及时高效开展，实证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江山留胜迹，往来成古今，一起重温2022年的重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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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器时代到文明肇兴 考古发现中国
首先跨越百万年，来看在中华大地上，从人类起源演化到文明肇兴的壮阔图景。
2022年12月3日，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中，“郧县人”3号古人类头骨化石出土。由于它有望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一份全新的关键证据，考古工作者对它的发掘，力求万无一失，内窥镜、风刻笔等现代化医用装备成了标配，从发现到提取，历时长达半年。
学堂梁子遗址考古专家工作组组长 高星：“郧县人”3号头骨是欧亚内陆百万年前最完整的头骨。研究当时人类的脑量，它完全可以提供非常精准的数据。
此前考古，在中华大地上先后发现了170万年前的元谋人、160至120万年前的蓝田人、8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100万年前的“郧县人”，则处于直立人200万年演化历程的关键中间节点上。它的发现，让人类在东亚的演化链条，变得相对完整起来，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与地位。更重要的是，“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的发现，进一步显现出，其所在的“秦岭—汉水”一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人类起源热点区域。
学堂梁子遗址考古专家工作组组长 高星：秦岭—汉水这个区域，构成了人类起源演化的一个廊道。从两百多万年前到几万年前，甚至几千年前，这个地区都有人类留下他们的遗产。当时养育了我们的祖先，现在还照样养育今天的人类。
考古发现，一眼千万年，让今天的我们，得以深刻认识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
在史前文明研究领域，2022年的考古，在5000多年前的浙江良渚遗址，又发现了多条新水坝，它们和已知的11条水坝，构成了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熟水利系统，这些发现足以改写历史。多重考古结果显示，良渚已从荒蛮的史前进入文明社会。
4000年前的陕西石峁遗址，通常被认为是“夏代的前夜”。2022年的考古，聚焦遗址核心区，并发现目前石峁文化最高等级墓地——皇城台墓地，实证石峁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而对大台基西南角的补充发掘，又发现石雕10件，尤以嵌筑于转角的圆弧形神面石雕最为精美，巨型浮雕像让人们对这座史前“石头城”充满遐想。
找到“失落”了数千年的夏王朝，是历代中国考古人孜孜以求的夙愿。3000多年前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都城。2022年的考古，在遗址北缘中部发现制陶遗迹，在宫城西南角发现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为证明二里头遗址为夏都，再添实物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海涛：另外还发现了一个疑似加工漆器的作坊，各种手工业是支撑一个首都、支撑一个聚落运转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陈星灿：发现了更多的作坊遗迹，更证实了它作为都城的功能，比过去我们要认识的更多了。
从文明探源到中国信史，殷墟已成为考古事业的一个基准点。2022年的考古，确认殷墟宫殿宗庙区新发现一处大型池苑，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新发现一条宽度达14米的鹅卵石道路，殷墟的城市街区呼之欲出。殷墟外围的辛店、陶家营、邵家棚遗址发掘，则将殷墟遗址范围从36平方公里扩展到上百平方公里。将中国信史的上限提早了约一千年的殷墟甲骨，截至目前，已发现约15万片。系列发现，进一步为我们揭示出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辉煌的殷商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冯时：甲骨文所记载的，都是商代历史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何毓灵：相信再有10年或者20年，我们对整个殷墟的认识要大大改观。我们一点一点把它做清楚，把殷墟在晚商的这个基点先给它定住了，那么我们再往上追溯到五千年，看到文明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
各地考古诠释多元一体中华文明
国家文物局近期公布，2022年，我国系统实施18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一起来盘点梳理从边疆到中原的考古新发现，探寻“何以中国”的时代答案。
刚一迈入2022年，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会，公布切热遗址、玛不错遗址、格布赛鲁遗址、当雄墓地4项西藏考古最新进展，时间跨度长达上万年。“削”石制“刀”，大小几毫米到几厘米，考古发现了1万年前切热人群曾使用的工具，石器时代从华北到青藏高原的远古人类迁徙，这段消失的历史拼图，借此也有望丰富起来。玛不错遗址陆续发现鱼类等动物骨头，以及燃烧过的木炭等，4000多年前青藏高原上人类的渔猎生活图景逐步揭开。3000多年前的格布赛鲁遗址，出土200多件釉砂珠，工艺技术或源自埃及，这一发现初步表明，在商代早期，我国西藏地区就与周边文明存在交流互动。拉萨当雄发现的吐蕃时期高等级墓，出土黑白石围棋子、带有大唐风格的“赭面”陶器等，显示出吐蕃与唐朝的密切文化交往，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证。
2022年的考古，在内蒙古后城咀石城遗址，发现确认内城、外城、瓮城以及外瓮城的城池布局，拥有龙山时代最为复杂、最为完备的三重防御体系，为研究北方地区史前城市防御提供了新线索。
2022年的考古，在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发现确认“益州太守章”等500多枚封泥，在200多枚简牍中辨识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等文字，实证《史记》中有关“古滇”的记载。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蒋志龙：简牍可以跟封泥相互印证，显示西汉时期我们中央政府对云南进行了有效的管辖，可以看到文化从多元向一体的转变。
从边疆到中原，从史前人类遗存，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繁荣发展，通过考古，在中华大地上发现的处处文化遗迹，彰显出中华文明如星斗般灿烂。
2022年的考古，在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出土青铜礼器兵器以及玉器、金器、贝币等各类器物200多件，特别是一件重约40克的“金覆面”，含金量高达88％，对寻找三星堆等我国西南地区出现的黄金面具、黄金装饰来源，提供了新的参照材料。
河南开封州桥与汴河遗址的考古成果，在2022年首次正式对外公布。发现的宋代石壁泊岸雕刻有巨幅画卷，在通高约3.3米、总长度或为30米的石壁上，浮雕出四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匹海马两只仙鹤环以祥云组成，成为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在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刘海旺：见证了10到12世纪，中华文明所达到的发展高度，为研究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都城北宋东京城，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考古实物资料。
2022年的考古，在以宋元文化为主体的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现确认古城水陆城门、码头、干栏式建筑，以及2艘沉船等遗迹，尤其是接连发现数以十吨计的龙泉青瓷、吉州窑磁州窑的黑釉瓷、景德镇的影青瓷，众多窑口瓷器在此汇集，折射出当时温州港“城脚千家具舟楫、百粤三吴一苇通”的繁荣景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方向明：这一系列发现，是一个整体，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注入了很完整的内容。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国家文物局表示，2023年，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边疆考古和历史研究等纳入工作重点，并策划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实施石窟寺、廊桥、壁画彩塑等文物保护工程，持续发力，用考古发现中国，用考古诠释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科技考古方兴未艾 助力中国考古进入黄金时代
从传统的“手铲释天书”，到各种“黑科技”大显身手，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科技成为考古发展的新动力。2022年，河南二里头、四川三星堆，漳州圣杯屿水下考古，这些考古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都离不开科技考古的助力。
2023新年的第一天，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中，从3号坑和8号坑，出土的两件明星文物，顶尊跪坐人像与重量近300斤的青铜神兽合体成功。而目前这两件文物本体还未修复，之所以能确认拼对成功，完全仰仗它们的数字化三维模型，分毫不差完成了合体任务。
备受公众关注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处处被科技加持，连体的“考古方舱”恒温恒湿，确保文物发掘露出后环境的最小干预，自由伸缩升降的作业平台，可让考古队员实现悬空近距离发掘文物，声光电智能化设备实时传输文物信息给专家，进行线上“会诊”；有机实验室、无机实验室、应急分析实验室、微痕应急保护实验室等被搬到发掘现场，实现对出土文物第一时间的保护与研究，还有24小时记录的高清影像让发掘的每一个瞬间可随时倒查。
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深入合作，30多家单位参与其中。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同位素分析、微痕分析、体质人类学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珍贵的发掘样本，在不同研究领域被充分共享。
陕西省神木市一处台塬山峁上，有一座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史前石头城——石峁遗址，也在科技的帮助下找到了它远古的主人。2022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的古DNA研究表明，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陕北本地早期人群，与位于黄河中游晋南地区的陶寺人群，具有最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也就是说，石峁人群的根就在中国北方，他们从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晚期文化延续而来。
沧海化桑田。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史前的二里头地区山川湖海是何面貌？通过环境考古，学者们推测出当时的二里头，北依邙山、南傍伊洛河，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动植物资源丰富；民以食为天，动植物考古勾勒出二里头居民的食谱：肉食以猪肉为主，主食以小米为主。分子生物考古等分支学科不断壮大，科技助力考古向精细化、纵深化发展，多维度解读古人留下的信息。
跨学科研究、多学科携手已成常态。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大气科学、环境科学等前沿学科纷纷与考古“联名”，普遍应用于考古调查、测绘。水下考古队员利用多视角三维摄影拼接技术合成了水下遗址高清大图，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水深达到30米，水体浑浊，能见度仅在1米内。多视角三维成像类似于在水中进行的航拍，需要设置航线和拍摄密度，每张照片还需要叠压30%到40%，才能拼合 。
圣杯屿元代海船水下考古队摄影师 黎飞艳：通过多次潜水拍摄，照片张数应该达到一万以上、两万以内。像这么大面积的几十平方米遗址，在水下这个深度的拍照来拼，应该是第一次。
创新研发的实时定位监测系统，使得水下队员在海底作业位置一目了然，还可同时获取遗址海域2米级水流方向及流速数据，极大程度降低了潜水作业风险。“多波束测深系统”“侧扫声呐”“合成孔径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海洋物探设备，也全面应用于水下考古探测，为分析海船沉没、埋藏原因提供科学数据支持。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梁国庆：有大量的文化遗产是要我们主动带着科研目的、带着学术目的去调查和发现，所以我们和这些国家的科研院所合作，能更大限度使用更加新型的设备进行系统的全覆盖扫测，我们希望走出一个主动调查的道路。
广泛、有效地运用科技考古方法，已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5000多年岁月如歌，中华民族并不缺少精彩的文明传奇。我们盼望的，是悠长历史的真实讲述与准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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