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3日，首届新京报数字政府论坛暨“2022数字政府建设优秀案例”发布在京举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发表“数字政府建设浪潮下，智慧城市的生成与构成”主题演讲。
仇保兴认为，政府要更关注智慧城市中的公共品，比如政府网站的“一网通办”，网格化、精细化管理系统等核心公共品。同时，对于这些公共品，要注重其生成机制的应用，因为生成是无限，而构成是有限的。
智慧城市建设不能片面依赖“构成”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类是以“生成”为主的，以罗马为例，我们常说“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事实上，罗马作为一个历经二千多年岁月才形成的世界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它的空间肌理非常复杂。二千多年来，在没有“一以贯之”的具体宏观规划的前提下，无数前赴后继的建筑师一步一个脚印，才逐步设计建设成当下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城市。
另一类是以“构成”为主，比如澳大利亚的堪培拉，这座由规划师格里芬“一次性设计”的堪培拉市，充满了整齐对称格局的“构成”，以至于人们在初来乍到时很容易被这种“秩序美”所震撼，但如果一个城市要实现宜居，不能仅仅拥有“构成”的“秩序美”，同时也需要“生成”的人为尺度的美。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有魅力的城市而言，它们既要有“构成”成分，也要有“生成”的成分。一个城市之美，必须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而体现一个城市的活力它得有“多张脸”。
例如典型的旅游城市——厦门，它有“生成”的鼓浪屿，又有精心设计的现代化新区，并且这两者呈现多模式、多样化的集成组合，符合人的尺度和人的审美观。同时它也有“构成的部分”，这些构成的部分是秩序感的、现代感的、具有明确条理化的空间。通过将“生成”与“构成”有机结合，这才是一个真实且有魅力的具有现代生活品质的宜居城市。
这对智慧城市的建设有何启示呢？仇保兴表示，当前的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片面依赖于“构成”，忽视“生成”，总是把智慧城市看成一台计算机，试图通过“构成”提前预设。因此，就可能存在智慧城市既有的结构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难以相容，也与新应用场景的不确定性不相容的情况。
比如许多城市成立的大数据中心。这些中心虽然汇集了大量的数据，但是如果缺乏更进一步的分析，找到数据间的相关性，比如用于预测病毒的下一步发展，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这样为了聚集而聚集起来的数据其实只是产生出一堆数据垃圾。这样的“构成”便是无效的。
相反，一些“生成”设计在疫情防控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说网格化管理。仇保兴认为，网格化管理把充满变化动态的城市变成网格，每个网格里面的变化，相对来说是静态的，里面的设施是有限的，信息是相对确定的，其舆情变化也就变得可知、可控。所以网格化管理在疫情防控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政府要着重提供核心公共品
除此之外，仇保兴认为，当前智慧城市还存在混淆了“商业品”与“公共品”之间区别的建设困境。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该重在提供公共品。
仇保兴认为，精细化、网格化管理系统，政府网站“一网通办”，城市安全、网络安全和减灾防灾，重要公共资源管理信息化是政府要提供的四大核心公共品。此外，还包括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主要公共品，这些公共品即构成了智慧城市的“四梁八柱”。
公共品应该是城市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该主动“构成”的，如果城市政府不能为民众提供足量的、优质的“四梁八柱公共品”，那么政府的智慧城市建设便无从谈起。
仇保兴强调，任何运转良好的信息系统，都是“生成”与“构成”的有机结合。越具有公共品属性的信息系统，政府主动“ 构成”设计占的比重就越大，越需要政府的投资。而政府的“构成”设计必须将再造其自身原有的流程，包括权力负面清单、缩短流程、减少证明、并联审查等。
同时，在注重“构成”设计的再造之外，还要注重“生成”机制的形成。仇保兴表示，智慧信息系统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便利民众对政治绩效的监督和评价，使不同的城市政府或部门的服务能效竞争性展示在民众面前，从而“生成”不断优化服务的动力机制。
智慧城市三种“生成”机制创造无限可能
那么，智慧城市建设的“生成”机制有哪些？仇保兴认为智慧城市“生成”有三大机制，一是“积木”，二是“内部模型”，三是“标识”。
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我们可以把知识体系看作是无数个积木的拼装，新知识、新经验都可以看成新积木。当一个真实的系统，特别是一个虚拟信息系统，如果中间加入新的积木，通常就会开启一系列创新的可能性。
仇保兴举例说，谁也没有预料到，从3G到4G时，涌现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App，许多的应用、功能都叠加在其中；从4G到5G时，功能更进一步扩大，产生更多的突变。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新变化是难以预测的。这就为“生成”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积木效应”。仇保兴解释说，如果把旧的积木进行新的组合，就意味着改良式的技术创新会集中而来；如果系统中加入某个新积木，创新的速度会大大加速，出现链式反应；如果同时放进几个新积木，则意味颠覆性、裂变性创新的到来。
仇保兴表示，将任何已知“积木”的组合起来应对新情况，它们会产生一种有用的对未来的预测模型。这种预测模型是内置的。这就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二种“生成”机制——“内部模型”。
以信息系统为例，当前构成信息系统的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云计算、AR/VR等，都是作为新积木拼装起来，其构成的“内部模型”所具有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当前仍然处于计算智能阶段，未来可能进一步进化到感知智能、认知智能、环境/情感智能等阶段。因此，未来会“生成”出怎样的世界，也是具有无限可能的。
第三种“生成”机制则是“标识”。“标识”存在于任何复杂适应的模型中，是为了集聚和边界生成而普遍存在的一种机制。“标识”使主体能够观察到以前隐藏在对方背后的特性，也能够促进“选择性相互作用”，为进一步的筛选、特化、合作等提供了基础条件。
仇保兴强调，“标识”具有的主动性，可以通过主动向有需要的主体提供连接能力。比如在火灾现场我们会去找穿红衣服的消防员，在生病时找穿白大褂的医生。在越是混乱的场景中，“标识”越会发挥作用。
所以，在智慧城市的建设里面，“标识”这样的“生成”机制胜过前面两种“生成”机制，因为通过“标识”，它可以自动向需求方提供自身的标签，从而实现制造方与需求方的匹配，其对应的市场经济也就会产生。
最后，仇保兴认为，政府要更关注智慧城市的公共品，因为一旦其得到完善以后，就可以为品种非常庞杂，且日新月异的各种智慧城市商业品的涌现提供平台。并且，无论是核心还是基本的智慧城市公共品，都要注重其“生成”机制的应用。与此同时，在保证市场主体活跃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城市公共品的有效“构成”。
仇保兴强调，智慧城市是高新技术的平台，我们让多种模块能够加入进去，使裂变效应最大化，而且是从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从下而上的生成的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这两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就会创造出一个使生活更美好的智慧城市。
（文章来源：新京报）
